王浩臣:很多人强刷艺术存在感,然并卵
2019-09-25 17:26
前言
王浩臣高中时期是个理科生,可能正因此,才让他的作品中有些特别的有趣之处。
王浩臣做作品时的视野十分开阔,科技也好、哲学也罢、抑或具体到其他艺术门类,无论艺术家踏入到哪个交集,都是为了借助更开阔的视野,实现其艺术中的转换,这就是他“不务正业”的实验。
其实王浩臣的作品并不像“理科”那么晦涩。反而十分朴质而坦诚,就像《看得见的声音计划》,我们能从中感受到十分真挚的对人的关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我希望我的创作是一种桥梁,不需要刻意凸显逼格,更不需要和普通公众拉开距离、划清界线。”
正如王浩臣的推荐人王中说:他通过音乐、动物绘画这些东西,都是在传递一些美好的事物。有的人做观念艺术是玩狠的、发狠,比如把大便搁那儿,这就是艺术,颠覆人的价值观。但王浩臣跟那些还不一样。
墙报专访王浩臣:艺术充满负能量总是不好的
导读:在创作过程中,对很多东西有新的了解和认识,是副产品,并不是目的。我认为单纯的艺术创作并不足以让人认识世界,但艺术可以提供想象,这是艺术最大的作用和魅力。科学、哲学、历史、经济学等等都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途径。
王浩臣工作照
你中学是101中学理科重点班的,你是如何从一名理科生转变成艺术家的?
并不冲突,可能我考美院的时候理科生还比较少,但现在已经非常多了,而且越来越多美院的学生本身文化修养非常不错,高考分数也很高。这是当代艺术和当代设计必然的要求,相反与时代并不适应的是,很多艺术类专业,招生的时候只招收文科考生,这是非常可笑的。国外很多当代艺术的大师,并不是学艺术出身的,马修·巴尼就是学医的。国内的、身边的艺术家也有,徐文恺就是学计算机的。我不认为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背景,会创作出他们现在的作品。所以并不需要所谓转变,反而我认为综合的知识架构、来自不同学科的方法论,对于做艺术是更有效和自然的。实际上整个社会的认知、包括艺术教育的选拔和艺术家的遴选机制,都不应该还停留在过去的保守和狭隘里面。
Animart动物当代艺术博览会现场
能进入101中学的重点班,说明是一个“好学生”,在你少年成长经历里应该是顺风顺水的吧?在赞扬中长大的经历对你看待世界和艺术创作有什么影响?
中学确实成绩不错,但并不能说所谓顺风顺水,因为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多的部分组成。所有的经历对于艺术家而言都是有意义的,又未必有那么大的意义,个人的内心和思考还是最重要的。顺遂和苦难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独特的财富,但当然不是一切顺遂和苦难都会造就艺术家。但可以肯定的是,过去有人认为“真正艺术家的内心不会离苦难太远”,早已不是这样了。
你说过你很喜欢了解专业以外的知识,艺术创作是你认识世界的过程吗?
不是过程,而是我认识世界的结果,以及与外界对话的媒介。在创作过程中,对很多东西有新的了解和认识,是副产品,并不是目的。我认为单纯的艺术创作并不足以让人认识世界,但艺术可以提供想象,这是艺术最大的作用和魅力。科学、哲学、历史、经济学等等都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途径。
你最想通过艺术创作表达的是你关于什么的思考?
我特别在意作品和观众的交流,应该是简单的、轻松的、有趣的。现在随便找个展览去看前言吧,福柯、德里达们的出现频率有多高。首先突然这么多人都能懂当代西方哲学,我存疑,更重要的是,观众关心这个吗?我希望我的创作是一种桥梁,不需要刻意凸显逼格,更不需要和普通公众拉开距离、划清界线。不过我也比较拒绝纯粹审美和装饰性,当然在市场里这样的作品是有意义的,我自己也会收藏这样的作品。我在作品中强调的还是观念,只不过是浅显的、有意思的,是所有人都能看懂都能参与和讨论的,但并不去附会所谓宏大叙事和终极关怀。
Animart动物当代艺术博览会作品
有没有对你影响很大的前辈或者艺术家?
并不是很具体的一个或几个人。我有很多喜欢的艺术家,大师、老师、同辈的朋友都有,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此外我从舞台艺术、文学、科技中都会受到很多启发,有时候往往他山之石会来得更强烈一些。
Animart动物当代艺术博览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你能谈谈你做这次活动的初衷吗?
通过Animart我想探讨的首先是策展的问题。策展作为作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很多时候展示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策展作品。但所谓“策展作为立场”不可疑吗?话语权垄断和小圈子自娱自乐对整个行业是有益的吗?好像从来没有什么策展人如此赤裸裸地把“策展作品”拿来展示,并且堂而皇之给“策展”以“作品”的名分。Animart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我想和整个游戏规则开个玩笑,包括作品的署名、我作为视觉艺术家对动物作品的干预程度、相关的法律问题、展览和销售的主体,本身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简单来说,我就是想用一个很严谨和规范的方式,做一件看起来很荒谬的事情,让大家来聊一聊。但另外一方面,探讨当代艺术圈、艺术市场其实仍然是小圈子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项目里实际上我有更大的关怀,就是关于动物福利的探讨和呼吁,事实证明也有很好的效果,很多流浪动物通过Animart平台找到了领养人。同时我和世界爱护动物基金会也有很好的合作,未来在对方全球范围内的教育和公益活动中,会有很多Animart授权的图像使用。
看得见的声音计划
看得见的声音计划是一个旨在关爱聋哑人的艺术计划,你认为艺术应该充满正能量吗?
我不这么认为。不过充满负能量总是不好的,我觉得伤痕美术在今天这样的消费社会一定不受欢迎。《看得见的声音计划》最开始只是我的装置作品《不确定的表达》,作为装置作品,它已经是成立的了。现在在很多展览中我也会有装置作品的方式独立呈现。只是当时刚好有个广告公司想和我合作,想拍个片子去戛纳广告节,所以我发展出了这个公益的计划。在这里面装置本身就会被弱化,整个计划的完整性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计划我还没有做完,还是实施中的项目,因为目前并没有具体某个贫困的聋哑孩子因为我的计划和帮助而恢复听说能力,而这个恰恰是我觉得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部分。这和之前《不确定的表达》单纯作为装置作品就有本质的区别。当然我知道其实很多人并不太关心这个,他们了解这个概念就会觉得很牛逼了,是不是真的做到位了反而无所谓。这也是我认为现在很多计划型艺术的通病,他们绝大部分无效,以艺术的名义进入田野,貌似关注特定社群,实际上对对象甚至造成了打扰和伤害。最终双年展作为计划的终点,而不是起点或节点,整个计划沦为无效的三流社会调查,同时放弃视觉艺术家的美学责任。好像有了慈善、有个公共关怀,审美和有效性都不再重要,作品就已经当然的成立了。这是有问题的。其实所谓正能量、公益因素,跟一切形式和语言上的因素一样,在不必要的时候,对作品就是冗余和干扰,是需要做减法加以排除的。我接下来还会做很多艺术计划,包括Animart也是一个计划,但作品本身的观念性和艺术性一直是我最核心的追求。
偶像系列-马克思
近期有什么创作和展览计划?
《看得见的声音计划》正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展出,这是这个作品在北京第一次完整地公开展出,同时也是第一次开放体验和装置绘画订制的预约。同时也会有很有意思的公教活动。接下来《Animart动物当代艺术博览会》会在今日美术馆根据现场空间进行呈现,和美院的版本有所调整。年底前会在合适的机构完整举办Animart艺博会,作为个人项目,会有更丰富的形式和更多的作品,包括和一些其他艺术家合作的尝试。
推荐人王中谈王浩臣:他是一个典型的艺术思想者
导读:王浩臣是一个典型的艺术思想者,一个敏锐的思想者。
王中
今天的艺术家,工作方式和思考方式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了。以往艺术家做一个雕塑、画一张画,把它挂到墙上,基本上还是属于一种视觉上的审美功能。但比如克里斯托和让·克劳德,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体系了,他们这样的艺术家把公众带入了艺术很大的一个延展性之中。换句话说,有些艺术家可能就是希望艺术从一个传统的所谓纯艺术品的概念飞跃出来,这就是其核心思想。王浩臣恰也就是这样的实践者,他很少做架上艺术,但其作品原点、他所形成的思考和工作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在他看来,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赋予对象新的意义,这是最重要的。
Animart动物当代艺术博览会作品
比如他之前的作品,由装置《不确定的表达》延伸而来的关注聋哑儿童的《看得见的声音计划》。这些聋哑孩子他们当然是听不到、或者说不出的,王浩臣巧妙并真诚地用艺术的、情感的力量进行转换,能让他们感知。同时,更为直接的视觉艺术产物——那批钢琴装置绘画,在视觉经验上也超越了传统的视觉形式。如今,当代艺术早已从殿堂式的宏大叙事中飞跃出来,进入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或者可以说,艺术在降低飞行高度。这里所说的降低飞行高度是一种策略,是为了与大众社会形成更广泛的联系,让艺术具有新的可能性,而不是传统意义上“艺术品”的概念。让背后的文化生长性释放出来,恰恰是王浩臣创作的核心价值。公共艺术经常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价值观、甚至参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王浩臣之前的创作也体现了这种社会参与和人文关怀,这种关切也成为了他做作品的一种理由,也成为他的特别之处。
看得见的声音计划
而在今年的新作《Animart动物当代艺术博览会》中,王浩臣展现了更为深刻的思考和有力的反叛。从完整缜密的策划、到实施过程中的控制力、乃至最后呈现效果的考究, 能看到他在想法和表达上更广阔的领域。王浩臣用一个因为严肃反而显得格外荒诞的动物艺博会,对艺术市场、艺术圈甚至包括美院毕业展本身,作出了在我看来是赤裸裸又很高级的嘲讽。这样的批判精神在同样已被资本和市场浸淫已久的青年艺术家群体中,已然很不常见了。
在王浩臣的一系列作品中,我们能看到艺术家试图使艺术与大众、与文化、与社会发生更广泛的联系。换言之,其工作是为了让公众在艺术家的引导和努力下,进行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可以生发出多种可能性,艺术也成为一个动态的、可生长的状态,这个价值是特别有意思的。就像一首曲子,在整个过程中,有些音符是艺术家谱写的,有些音符是大众谱写的,双方共同完成了这样一个乐章。但是,这种可能性甚至只肯让观众看到的一个大的取向,你甚至都无法界定最终作品的完成度,因为那个是可以供参与者来生发的。实际上,王浩臣明显地起到一个策划或者说是整合的职能,但这个职能不同于普通的文化策划、不同于策展、不同于社会学实践,它还是用艺术家的作品自然而然带出来的一种线索。
偶像系列-孔子
就好像,有的人比如画版画,关注的点全部在于刀法,那属于技法的语言,当然也可以作为可识别的艺术身份。但王浩臣不是这样,他首先关注的是事件,然后思考这个事件,如何通过他的艺术进行转化,形成对社会的影响,甚至颠覆人们固有的价值观。我认为这非常可贵,并且也是王浩臣这类青年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情。
王浩臣的创作还有另一个核心。有的艺术家可能是为颠覆而颠覆,但是王浩臣的艺术之中,是注入美好的、充满希望的内核,他希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难道不是么,他通过音乐、动物绘画这些东西,都是在传递一些美好的事物。有的人做观念艺术是玩狠的、发狠,比如把大便搁那儿,这就是艺术,颠覆人的价值观。但王浩臣跟那些还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在这之中,他可能有意无意地注入了一些东方情节,这种东方的哲学和文化的意象在当代具有独特的价值,它们其实根植在中国艺术家的骨子之中,有时候甚至艺术家自己都未必有明确的意识。
王浩臣自述:不务正业的实验
导读: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尤其是高中阶段的熏陶,让我对各种各样的事物都有点兴趣,平常看的书也三教九流无所不包。高二文理分班时,我认为人在离开学校之后,一生中看的书大多会是人文社科类的,所以我选择学理科,以达到常识的平衡。
王浩臣
经历
在聊我的创作之前,要先从我的成长经历谈起。
我的父母是知识分子,虽然家里没有人从事美术这个行当,但一直很支持我学画画。大概三四岁起我就在少年宫学儿童画,后来如果说有点所谓的想象力的话,大概就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我特别喜欢画动物和怪兽。那时候奶奶家有一本白描的动物图谱,我天天临摹,就用爷爷单位的信纸和圆珠笔,经常因为画画太投入而不出来吃饭。小学四五年级以后,跟随一位在瓷器上画工笔的老师学素描。虽然他并不是什么学院派的大家,但毕竟也学到了一些西方系统下的造型基础。上了初中,虽说喜欢画画,但因为怕耽误学习就荒废了。我儿时也有过当科学家的梦想,家里所有人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上美院、以美术为专业,更不知有附中。我与美术再续前缘,竟是五六年后的事情了。
看得见的声音计划国家大剧院演出现场
在我高中那几年,艺考生数量已经井喷式增长了。其中大部分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甚至也不喜欢美术,而只是将艺考作为上大学的捷径。但我不是。我一直成绩还算不错,高中的时候在北京某市重点中学,名次还一直能排进年级前15%。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高二有一阵子对自己的状态非常不满意。那时候意识到十几年来从未像小时候喜欢画画那样喜欢什么别的事情,而且好几年不画画,确实手痒。然后就离开学校,画画去了,准备考美院。坦率地说,对于我这样的成长轨迹而言,做这个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但幸运的是家里依然支持我。
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尤其是高中阶段的熏陶,让我对各种各样的事物都有点兴趣,平常看的书也三教九流无所不包。高二文理分班时,我认为人在离开学校之后,一生中看的书大多会是人文社科类的,所以我选择学理科,以达到常识的平衡。于是,后来我对自然科学、对逻辑、对机械、对技术可能会比很多美院人多一些感觉和兴趣——但这种兴趣其实更像是一种偏执的情怀——因为以这个时代的标准来看,我认为自己几乎是个数码盲。我不是一个太勤奋的人,大学时刚学解剖,很多同学课下留在教室里做泥塑头骨,这里面几乎看不到我的身影。相反,进入大学、有了自己的专业以后,我却对专业以外的世界求知欲更强了。我从此走上“不务正业”的不归路,在学校随手拿着看的书,都是《性心理学》、《德国反犹史》一类。我写艺术批评、看各种各样的演出,还顺便拿回了上海迷笛音乐节十佳志愿者的证书。
看得见的声音计划装置
创作
所以,于我而言,很多互动装置、动态艺术的创作想法之产生都是自然而然。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形成的知识体系给予我丰富的营养,另一方面也是下意识的扬长避短——像我这样没上过附中、半路出家的人,对于造型能力始终是心虚的。于是我玩观念、玩现成品,好歹过去涉猎比较杂,算是优势。
在大二刚进入创作实验的时候,我的方案作业《启示录系列》就是一组灵感来源于西方哲学的机械装置。我后来作品中的音乐元素也是在这组方案中第一次出现:我构建了一个中等规模的交响乐团编制,留出空的座位,观众可参与体验和共同创作。当他们落座于这些空座位时,通过感应触发,对应的乐器便会奏响,观众便可自由地参与交响乐的“演出”。当然,这个方案是难以实施的,因为观念和技术上的很多要求事实上根本不成立。交响乐并不是所有乐器一齐演奏,指挥家对作品的理解与表达,从而影响到演绎情绪上的张扬或克制、乐器在乐团整体中的强度与节奏,共同构成了整部作品的诠释。所以,这样一种构建于个体自主互动的想法,首先无法解决的就是录音的问题——录音问题是技术问题,但也可以看作是关于“交响乐”和“指挥”的艺术理解问题。就方案本身而言,看似技术成为了艺术实施的限制,但本质上它们面对的困境是一样的——这似乎是一个悖论。艺术问题与技术问题的矛盾与统一,是我后来的装置作品中一直试图探讨的关系。我至今仍在不断地思考,并努力通过作品呈现出一种开放的话题。
王浩臣 偶像系列-居里夫人 综合材料 72cm×50cm 2013
我小时候学过钢琴,对里面的结构有所了解。精密机械本身所具有的秩序美感让我着迷,我很想尝试通过这种严谨的结构把既定的音乐输入转化成更情绪化、更感性的视觉语言。作品《不确定的表达》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这是一个互动钢琴绘画装置。当一个人演奏它时,每摁下一个琴键,与之联动且一一对应的喷头就会向画布喷射一次颜料。这样,一曲终了,画布上就会留下绚丽的抽象图案。
我在整个系统中引入尽可能多的变量。例如,虽然颜料喷嘴与琴键同是88组,但是我打乱顺序,使其对应关系变得不可知。并且,装置中颜料喷射的水压、角度、画布的位置都是可变的,画布还可以由遥控装置控制它的转动(包括转速和方向)。此外,颜料溶液的浓度、画布的材质甚至画框绷得松弛或紧张,都会对画面效果产生极大的影响。拿棉布和麻布对比来说,虽然装置中的88组喷头实际上喷出的只是四种颜色,但由于不同的面料所造成的晕染效果不同,而且画布不同转速所产生的离心力差异也会对画布上颜料的流动与调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完成画作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而这种不确定性正是我想传达的。音乐和美术一样,都是情绪的表达。无论绘画还是演奏,艺术家赋予作品的情绪和创作时的即兴感觉,常常是无法言说、难以捉摸的,而这恰恰是艺术最具魅力、最可贵的地方。
很多人问我,是否知道每一个琴键对应的颜色和位置?演奏的乐曲不同会对画作有什么影响?事实上,琴键与颜色的对应,在技术上实现起来非常简单,但我没有那么做。设想一下,如果事先知道中音do是黄色、低音re是蓝色、弹某一首曲子大概出来的画是什么色调,会有多无聊。我所要的,是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同一个人两次演奏同一首曲子,所画出的画面可能完全不同;一个高水准的演奏家所做出的画面效果,也很可能不如一个不懂音乐的人随手摁出的作品更好。
所以问题就变成:我作为艺术家的工作如何继续。我只是一个发明绘画机器的人么?装置创作出来以后的自生产真的完全失控了么?并不是。我会尝试控制上述这些变量,包括画布面料、画布运动、绘画时间,甚至人为关闭一部分喷射模块,以审美为取向左右本来难以控制的作品。《车尔尼练习曲849》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在这件我自己演奏完成的作品中,我关闭了装置中心部分的喷头,使画布慢速转动,让最终的呈现的画面与乐曲的气质一样平和、冷静。再比如,我在2012年创作时使用的颜色为红、黄、蓝、黑,而在2013年将黑色替换成了桃红,因而也影响着画面气氛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我试图让作品在结构上尽可能严谨、理性,同时希望在输出的成果(也就是装置绘画)中体现艺术的无限可能。这两种路径上的偏执使我不断试图完善作品。在本科毕业创作之后的两年内,仅是装置本身的大规模结构调整就有三次——每次都几乎是重做。但事实上我至今仍然有很多遗憾。
装置的所有技术细节几乎都由我独立完成。其实在一开始并非不想请专业技术人员帮忙,只是当时没找到太靠谱的合作者。于是我心一横,算了,自己来。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沟通和思维方式的问题。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老工程师,还是工科院校里机械和自动化专业的优等生,我们之间都存在着目的标准差异。因为除了功能,外观造型、视觉效果、体量、成本、便携性、维修难度、甚至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类似于“情怀”的东西,都是我需要的,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工程师实现目的通常会遵循两种途径:要么一切都可以用现成的元件和设备搞定,要么就不惜成本研发、作图、加工。但艺术家常常要的是两者的中间态——而且必须服从于观念和审美的前提。
自己摸索的过程,确实不容易。我去五金市场淘装备,比如我要一个齿轮,老板问我什么型号,我说我不知道您拿来我量一下,老板又问你要几个,我说要一个,然后老板就不想卖了。再比如我要买一个水泵,老板问你是不是装在家里淋浴增压用,住几楼,我说不是,我要它能接上管子之后向斜上方大概30度角喷水,喷到1米高2米远,老板一脸茫然说不知道你回去看好型号再来,我这里什么样的泵都有。最后以至于作品完成之时我比绝大多数五金店老板都要熟悉各种元器件的规格和型号,有时候还会给他们讲解一下他们没听说过的东西。
王浩臣 偶像系列-马克思 综合材料 72cm×50cm 2013
延展
后来我把这套装置的结构申请了两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都顺利获批了。作品本身也在不断地被完善和发展。2013年,我和扬罗必凯公司合作,将《不确定的表达》发展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计划,定名为《看得见的声音》。我们邀请听力障碍的朋友演奏钢琴装置,他们虽然听不到,但他们能看到。这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享受到乐器带来的愉悦和快乐。他们弹的无法称之为旋律,但即时地看到由于自己的“演奏”而绘出的图画,他们脸上绽放幸福。“演奏”结束,他们握着我的手,送给我他们最真心的笑容。接下来我将这次表演所完成的作品出售,销售所得用于帮助贫困聋哑儿童购买助听器或人工耳蜗。这个计划就此便形成了循环,具有了生长性。扬罗必凯将这个计划拍成了公益广告,参加包括戛纳广告节在内的国内外多个展览和竞赛,也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奖项。
对于我来说,《看得见的声音》计划之实施是我的艺术迈向社会、实现人文关怀的重要一步。一件普通的陈列于美术馆中的当代装置艺术得以升华,它与这个世界发生了更紧密的联系,它走向公众,发挥了艺术更大的力量。我一直有个观点,认为艺术最伟大的是创新,其中当代艺术最伟大的是批判,而对于当代公共艺术,最伟大的是爱。
反思
当一个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受到关注,伴随着荣誉而来的是更多的问题和不得不进行的反思。首先不可避免的,我便被贴上许多标签。这个时代只有标签会被人记住,它们简洁、直接、凶猛。我必须警醒,被绑架者永远不得自由。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关于“不务正业”的质问,这些工作是不是应该由艺术家来做?艺术家的专业训练和修养为作品带来了什么?这是个问题,也见仁见智。我们审视当代艺术,不禁会问:那些简陋如初中物理实验的、反审美的装置,在艺术性和实验性上真的优于全球各地Maker的实践吗?那些纯粹事件性的社区干预公共艺术,与热忱的NGO的工作体现出差异性了吗?部分艺术家贩卖着低科技却打着新媒体的幌子,他们的工作确实有作为作品存在的理由吗?我们可以认为当代艺术观念为王,但真的能认同观念唯一吗?
我自己绝不反审美,相反,我在作品中力求体现作为艺术家在审美和技法上的特征。比如我对装置的材料、造型、视觉呈现都有深入的推敲和明确的要求。但这不意味着我认为只有这些能将艺术家区分出来,事实上,艺术家的观念和视角也是长时间专业训练的产物。有些艺术家完全否定自己创作中的偶然性,或许他不够坦诚,但更不可能的是,一件好的作品是彻底脱离思想和训练系统、灵光乍现的产物。一切信息都是碎片,却没有人能够逃离。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与理论重建已被消解,艺术家的工作和思考也随之日趋隐于无形。艺术家及其思想游走于显与隐的边缘,有时候他把后台暴露在阳光下,并仪式感地展示出来,争论的意义便由此凸显,同时也变得无意义,完全不矛盾。
然而在我看来,当代艺术最大的魅力正是在这些边缘地带。科技也好、哲学也罢、抑或具体到其他艺术门类,无论艺术家踏入到哪个交集,都是为了借助更开阔的视野,实现其艺术中的转换。历史上的艺术,是面对一个苹果,艺术家将其表达为一个光鲜的、美丽的、感人的苹果。但当代艺术已经不仅仅是这样了,当代艺术不是面对着苹果,画一个橙子,而是艺术家切开苹果,谱出了一首诗歌。这就是实验的精神,也正是不务正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