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天: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


2019-09-25 12:05

前言

谭天,1988年生于北京,2012年毕业于英国伦敦金斯顿大学自由艺术专业,2015年3月7日,他的首次个展《第二个个展》在北京空白空间开幕。他的当代艺术之路似乎以飞一般的速度在前进。有趣的是,这一切似乎都在他的缜密的计划之内。

所谓“计划”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行为项目,名为“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在这样一个实践中,重要的不是探讨到底什么是艺术家,而是“怎样成为一个艺术家”,抛开本质论不谈,谭天更关心艺术体制如何作用于当代艺术。

谭天对艺术体制的思考源于他处于艺术行业中所观察到的东西,成为了他的创作动力。他如同一个冷静的观察者,竭力客观的分析师,又拥有执着的艺术信念。《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中,直观、突兀、戏谑、聪明且耐人寻味的表达方式,造就了他作品独特的接受体验。

在推荐人米诺看来,谭天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对立面,他认为作用于艺术家与作品的力量其实来自艺术体制,这很特殊。谭天用“艺术家自我塑造”的呈现方式,来论述艺术的发生。里面种种矛盾和冲突,很像一面镜子。面对镜像,那个自己究竟是怎样生成的?成为关键问题。

谭天的“艺术家自我塑造”是否是成立的?艺术体制被打破会怎样?谭天能不能提供给我们更有力的佐证,那要看他下一步的艺术走向。

 

墙报专访谭天:艺术家应该是一个挺完蛋的身份

导读:谭天,1988年生于北京,2012年毕业于英国伦敦金斯顿大学自由艺术专业,2015年3月7日,他的首次个展《第二个个展》在北京空白空间开幕。谭天的长期项目名为《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在这样一个实践中,重要的不是探讨到底什么是艺术家,而是“怎样成为一个艺术家”,抛开本质论不谈,谭天更关心艺术体制如何作用于当代艺术。

 

 

谭天

 

你正在进行中的行为项目“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行为项目。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个作品的创作方式,你是怎么想到这种几近“科学研究”的创作方式的?

我觉得创作方式并不是最有趣的地方,最有趣的地方是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可以观察的例子,我觉得这很有趣。“科学研究”的创作方式的其实并不是很科学,我常常非常武断和粗鲁的给我的研究对象定下‘关键词’,而这种下定义的方式是我从小到现在都一直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只是练习得比别人都更多一点而已。

 

 

谭天行为项目“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体统图

 

很多艺术家的创作来源于:抒发内心的感受,或是表达某种观点,重点总是放在作品上。你好像关注点不在作品本身,作品仿佛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最终的作品,是整个行为。创作这个大型行为作品目的是为了表达对艺术体制的讽刺?还是说,你只是想先提出问题,在过程去中寻找答案?

是这样的,因为我从没有把我自己做的东西看成作品,我把他们看成的是一个个物体,“物体”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词,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物体和空间之间的关系,物体和时间之间的关系,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物体可以承载非常丰富的信息。我觉得当代艺术最棒的地方就是它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觉方式去看待物体,我觉得不是任何事物都能够称之为艺术,但是其实任何事物都可以承载美,这件事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诗歌和文学曾经做到了,但是如果就最直观的表达方式来说,艺术永远是最直观的。当然,艺术在我看来它本身就应该是被质疑的,而且好的艺术其实永远在观点上是对立的,要不然我觉得艺术其实就没有它存在的意义了。

 

 

《第二次个展》展览现场

 

是什么让你开始对“艺术体制”感兴趣?

我觉得可能是我比较胆小吧

有观点认为:只有艺术,没有艺术家。能否聊聊你对“艺术家身份”的看法?

在我看来艺术家应该是一个挺完蛋的身份,从某个角度上来说,艺术家需要成功,但是这种成功意味着你必须要平凡,不能够太特殊。

 

 

Josef Strau + Oscar Murillo + Michael Krebber,布面丙烯,布面喷漆,书页,画布拼贴,200 x 300 cm,2014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历史上有些艺术家有“自觉性”,有些没有“自觉性”,你是否有身为艺术家的“自觉性”?如果有,那又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中,是否为你带来了“自觉性”的改变?

我不相信自觉性,因为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夜里可以不开灯就能去卫生间一样,我觉得这并不是自觉性让我做到的。

看到你早先的装置作品,能感觉到一些变化。聊聊这种变化。

很多艺术家都擅长于把简单的东西做得很复杂,或是把一个简单的道理变得很深刻,创作早期的作品的时候我会纠结在这一点上,但是现在我看待自己的创作方式发生了变化,我希望它变得更加直接和简单。我在想为什么不能简单地用一个非常蠢的办法去做艺术呢?当然我指的是内在的,而不是表面上的。

 

 

John Zurier + Koji Enokura + Tom Burr,布面丙烯,窗帘,椅子,200 x 300 cm (画布canvas),8 x 43 x 43 cm (椅子chair),2014

 

你在确定哪件作品“像”当代艺术作品,哪件不“像”的时候,是一种纯粹理性、纯粹分析的结果?是否会有感性因素,例如个人好恶的介入?

我并没有加入任何自己个人好恶的感性因素,但我觉得完成一件物体的重点就是这个物体必须体现出它所经历的过程。当物体没有体现出的时候,我会把它搬来搬去,绕着它各种角度左右观看,试图在这个过程中观看它的所有细节,当我找到可以体现出物体所经历的过程后,其实这件作品就“像”当代艺术作品了,那么它就完成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有时候5秒钟我就可以完成一件,有时候我需要花很长时间。

 

 

Angela De La Cruz + Peter Buggenhout + Phillip King,被子,胶带,金属防护栏,水泥,120 x 140 x 50 cm,2014

 

你经常使用“像”这个词,比如,像一个当代艺术展、像一个当代艺术作品,等等。那么“像”和“是”的区别在哪?例如,空白空间的展览,对几乎所有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展览。还是说,你在做这个行为之前,就已经认为这所有东西都是“假象”,所以只能是像,而非是?

哈!

 

 

Marianna Uutinen + Pat Steir + Jitish Kallat,布面丙烯,石头,缠绕膜,215 x 300 x 38 cm,2014

 

英国留学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感觉英国与中国当代艺术环境区别是什么?

我说不好,英国的学习经历帮我建立了对西方当代艺术的一个初级的观点,在出国之前,我对西方当代艺术的观察都是从它的画册、照片和影片当中获得的。虽然之后我去了英国留学,但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地深入地参与到了这个西方当代环境的这个语境当中。我可以把自己的经历称之为‘一个旅行者对西方当代艺术环境的基本的了解’。比较中西方当代艺术环境的前提是我必须真的深入地了解了西方当代艺术环境并且确实参与其中,所以我有些无从谈起。

你回国之后的经历好像挺有趣?可以分享一下吗,是否对你的创作有影响?

我回国后先在一家室内设计公司工作,为大酒店和私人会所做艺术品,这份工作给我提供了‘执行力’,后来转到一家画廊做画廊助理,这份工作给我提供了‘创作动力’。这是我的工作经历给我自己的创作所提供的两种力。

 

 

John Chamberlain + Piero Golia + Betty Woodman + Peter Buggenhout,手推车,布面丙烯,铁皮,尺寸可变,2014

 

纯属好奇,据你研究,一个当代艺术家应该如何接受采访?

真挚的相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最后一个问题,除了“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这个项目继续进展,其它的创作计划?

我的项目是一个长期的行为项目,它要求我生活在这个角色当中,所以我做的所有的创作计划都是属于我这个角色的。

 

推荐人米诺评谭天:我是你的镜子

导读:谭天的长期个人项目《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前不久在空白空间举行了大型个展,引起“围观”和诸多讨论。艺术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在谭天这里转换为艺术体制和物体之间的辩证关系,非常特殊。谭天通过他的思考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艺术家看待事物的一种新方式,也提供了一种艺术呈现的可能性,了解到艺术发生的方法。回到那个简单的原点,就如我们面对镜子看到的镜像,那个自己究竟是怎么生成的。

 

 

艺术家谭天

 

 

谭天空白空间首次个展《第二个个展》展览现场

 

很少有艺术家把自己推向一个对立面,通常大家都不知不觉得地投入到一个繁复的创作过程,被观念、想法、感知等主观意向所牵引,谭天是个例外。他的长期项目《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前不久在空白空间举行了大型个展,引起“围观”和诸多讨论。艺术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在谭天这里转换为艺术体制和物体之间的辩证关系,非常特殊。

 

 

Daniel Buren + Gilberto Zorio + Mathieu Mercier,铁棍,软玻璃,夹子,尺寸可变,2014

 

艺术家身份归根结底或许本来就是一个伪名题,谭天也不认为它值得探究。“我是如何成为一位当代艺术家的”这个项目,如果从表面看就会落进谭天的陷井。他把自己当成了案例--这是重点,一个艺术家从“自我”中抽离出来,去看待自己的创作和存在,而“作品”对谭天而言不过是事物发生和艺术发生的观照--这时,一个更深层的背景就产生了:作用于艺术和作品的力量,其实来自艺术体制。

 

 

Jannis Kounellis + Sarah Lucas + Lynda Benglis + Guillaume Leblon,方钢,发泡胶,气球,衣架,麻绳,183 x 60 x 20 cm,2014

 

而艺术体制看起来难道不是又一个伪命题?它涉猎的范畴关乎社会体制,人与物的属性,空间、情感关系等等多重混杂的层面。它仿佛是看不清理不明的,但它确实又像无形的手作用于艺术家和他的创作。这里面充满矛盾,一方面任何人都不可能抽离而出站在自己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对于任何一种体制的感受,既有接受也有反抗,有时候更多的是融合。那么新的问题出现了,谭天作为艺术家,他的作品,到底与艺术体制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Erika Hock + Robert Breer + Esther Klas + Hassan Sharif,海绵,铁链,油漆,水泥,铁棍,160 x 150 x 225 cm (绿色green),95 x 180 x 207 cm (黄色yellow),130 x 140 x 220 cm (红色red),2014

 

这很像年轻的谭天同时扔给我们的问题。可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最重要的,谭天通过他的思考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艺术家看待事物的一种新方式,也提供了一种艺术呈现的可能性,了解到艺术发生的方法。回到那个简单的原点,就如我们面对镜子看到的镜像,那个自己究竟是怎么生成的。

谭天的“艺术家自我塑造”是否是成立的?艺术体制被打破会怎样?谭天能不能提供给我们更有力的佐证,那要看他下一步的艺术走向。

 

谭天:惯例下的操演

导读:“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是谭天正在进行中的一个长期项目。这句看似颇直白的标题其实颇有玩味。当代艺术家是什么?要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自然绕不过什么是当代艺术。与谭天的聊天中我发现这些本质论问题在他那里并不重要。就像他在标题中所说,他所关心的不是“是什么”,而是“如何”。重要不是作为个体的艺术家,而是他在艺术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与艺术网络中其他重要角色的协作关系。由此,内涵消解,外延扩张。在这个项目中,谭天所要做的就是充当“当代艺术家”这个角色,找准其位置,履行其职能。

 

 

谭天

 

 

谭天,第二个个展,空白空间北京,2015,展览现场

 

“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是谭天正在进行中的一个长期项目。这句看似颇直白的标题其实颇有玩味。当代艺术家是什么?要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自然绕不过什么是当代艺术。与谭天的聊天中我发现这些本质论问题在他那里并不重要。就像他在标题中所说,他所关心的不是“是什么”,而是“如何”。重要不是作为个体的艺术家,而是他在艺术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与艺术网络中其他重要角色的协作关系。由此,内涵消解,外延扩张。在这个项目中,谭天所要做的就是充当“当代艺术家”这个角色,找准其位置,履行其职能。

画廊的工作经历使谭天有机会深入艺术世界内部运作流程,也因此推倒了他对于艺术家这一形象的既定认识。事实上,谭天心目中的那类生前遗世独立、身后四海名扬的孤独者与局外人,又何尝不是浪漫主义天才论乃至现代主义创造论所建构的艺术家神话的产物。玩世不恭的浪荡子,桀骜不驯的叛逆者,孤僻怪诞的精神病人这些经过反复演绎的经典艺术家形象,最后也不过陷入了一种根植于刻板印象的角色扮演。上世纪七十年代,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在其颇具影响的“艺术惯例论”中就曾指出,没有人能够外在于艺术体制。在这个由艺术家、艺术评论家、画商、博物馆馆长、报刊记者、艺术史家、观众等角色组成的艺术世界的庞大网络中,各种职能互助协作,保证艺术生产与消费实践在既定的惯例和常规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更何况艺术体制绝非新近发明,年轻的毕加索为批评家阿波利奈尔、收藏家斯坦因等人绘制肖像恐怕与打开事业局面的意图不无关系,而彻底颠覆艺术家神圣形象的安迪·沃霍尔说过,为什么人们认为艺术家很特别?这只是另一个工作而已。

 

 

谭天行为项目“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体统图

 

谭天的这个项目可以看做是一位初出茅庐的艺术家对于艺术界惯例性实践的实战演习。收集和整理大量一线艺术家资料,总结当代艺术家的工作职能,并一一付诸实践。一件由公认的艺术家制造的作品被放置在画廊展出,被公众当做当代艺术作品欣赏,被评论家在艺术杂志上当做艺术品头论足,最后被藏家当做艺术品收藏,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艺术界惯例的资格认证,而谭天所作的,就是有计划地将这一心照不宣、却时常半遮半掩的隐性存在进行一次程序化的操演。请注意,仅仅是操演。这就使他与那种早已不觉新鲜、甚至从一开始就已经体制化的体制批判区别开来。毕竟,即便是体制批判的艺术,也只能在艺术体制中产生和发生作用,任何试图逃离体制的努力反过来导致艺术体制的进一步扩张。用安德烈·弗雷泽(Andrea Fraser)的话说,艺术体制内在于人。问题不在于反对体制,因为,我们就是体制。而谭天所操演的艺术家,就是这一艺术体制中的核心角色。

 

 

Daniel Buren + Gilberto Zorio + Mathieu Mercier,铁棍,软玻璃,夹子,尺寸可变

 

 

John Chamberlain + Piero Golia + Betty Woodman + Peter Buggenhout,2014,手推车,布面丙烯,铁皮 ,尺寸可变

 

 

Peggy Preheim + Meg Webster,2014,纸上水彩,芥末,40 x 32 cm

 

谭天为这一项目所构筑的庞大体系大致围绕生产与消费两块展开,运用艺术家资料库生产作品,通过市场(market)、美术馆(museum)和媒体(media),所谓艺术场“三M”进行推广和消费。首先在资料库中排列组合一线艺术家的创作元素和方法,制作出“像”当代艺术作品的东西。如果把当下正在发生的艺术看做一种文化传统的话,谭天无疑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传统研习者和践行者。长时间浸淫其中获得的直觉,使其能够轻易把握“像”与“不像”的边界,也即阿瑟·丹托所说的“艺术界的氛围”。而其作为画廊艺术家的身份足以授予这些制造物以艺术品的地位,艺术体制关系网上的各个节点的相互作用则进一步保证艺术品的资格认定。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在惯例下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谭天为藏家设计的收藏方案。他为每件作品制作一张展览证明,其中包含作品历次亮相美术馆和画廊展的现场图,随作品附送藏家,或者亦可将作品销毁,仅以一纸为凭。如同书画著录一般,每一次展览都是在艺术界框架之内对于艺术品合法身份的一次再确认。而展览证明本身则像依照法律认证程序颁发的资格证书,又一次凸显了作为艺术体制核心角色的艺术家所拥有的授予权,甚至包括了对于脱离物质载体对象的纯粹指定。

 

 

Alexandre Da Cunha + chris burden + Michel François,2015,推土机轮胎,尺寸可变

 

 

Gert & Uwe Tobias + Dan Walsh + Elad Lassry,2014,木刻版画,布罩

 

我扔给他们一个小便池,他们却称其很美丽。历史前卫主义非但没有摧毁艺术体制,而是变成对体制无限整合力量的最高确认。在这个关于惯例与体制的项目中,谭天始终回避自己的态度。对抗或是共谋,已经并不重要。体制就在人们心中,而人却不能超越自身。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此细致而诚实的操演本身,如同镜子一般,至少抛给人们一个审视自身的契机,使那些暧昧不明的权宜之计与自我审查一一浮出水面,一种在体制化的体制评判之后,建立批判的体制的可能。

(文:黄碧赫 来源:空白空间 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