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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

2014-7-28 17:16| 发布者: 墙报| 查看: 5205| 评论: 0|原作者: 文/沈怡|来自: 艺术时代

本文发表在《艺术时代》杂志第38期

厄尼斯托·拉克劳 (Ernesto Laclau)


著名的阿根廷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家厄尼斯托•拉克劳 (Ernesto Laclau),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于4月13日去世,享年78岁。

拉克劳1935年出生于阿根廷一个律师和外交家家庭,早年在布宜诺斯爱丽丝学习历史,70年代来到英国就学于牛津大学,后任教于埃塞克斯大学(ESSEX University),并合他多年的工作和生活伙伴比利时籍妻子哲学家穆佛(Chantal Mouffe)一起在该校创建了哲学理论中心,共同研究学术和任教。他们还在1985年联合著书《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dgy),同时提出激进民主主义(Radical Democracy)的概念。他们利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论来否决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简化论和目的论。他们也是最早明确地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

拉克劳早年就被托洛茨基(Trotsky)主义所吸引从而排斥斯大林主义。早在70年代他就曾发表关于民粹主义的文章,又在2005年出版书籍《关于民粹者的理论》(On Populist Reason)。他的理论不仅对理论界有着巨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所推崇的激进民主主义(Radical Democracy),反霸权反帝国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拉丁美洲的不少政治家。当然,拉克劳也不断提出欧洲的左派需要不断向拉丁美洲学习,然而,他或许忽略了这些南美政权的也是建立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下的。

《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1985


要很好的理解拉克劳对于学术界的贡献,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下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其背景。后马克思主义出现于1980年代,拉克劳与穆佛作为其代表人物,质疑古典马克思主义者(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阿图舍与朴兰查)的假设,因为他们认为普劳阶级乃由经济或意识形能所决定,而且并劳阶级是对抗资本主义体制的唯一力量。然而当代的社会运动并非只限于劳工运动,相反的,尚有其它激进的社会运动存在,诸如种族运动、女性运动与生态保护运动等等。因此,拉克劳与穆佛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者与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是一种阶级化约论,并且拉克劳与穆佛认为单凭劳工阶级的力量,无法保证革命的成功。基于此种观点,拉克劳与穆佛尝试建构新的革命主体以及建构真正的社会主义战略。

拉克劳与穆佛的理论以索绪尔的符号学、德希达与福柯的解构以及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为基础,认为革命主体或行动体并非由任何的本质或基础所决定,主体或行动体的形成是依其所处的位置而决定的,也就是说主体或行动体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漂浮不定的,所以主体或行动体得依其所处的位置而认同自已为劳动者、管理者、老师、学生等等。除此之外,拉克劳与穆佛甚至认为,社会的建构其实是源自于节点的掌握,换句话说,是源自于霸权,而这也就是新右派得以在1980年代获得胜利的原因。面对新右派的成功,拉克劳与穆佛提醒左派更应该强调自由,以作为诉求的重点,并且认为唯有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与平等口号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推翻资本主义体制。这种结合即是所谓的“民主革命”,也就是拉克劳与穆佛所建构的社会主义战略。

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1985年后迅速扬名,其实还要归功于左派对于后马克思主义此起彼伏的指责和叫骂,从反面所起的一种“广告宣传”。拉克劳和穆佛的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出笼不久,艾伦•迈克辛思•伍德即推出《退出阶级》(1986)一书对拉克劳与穆佛的主要观点进行批判,并称他们为“新的‘真正’社会主义者”(NTS);拉尔夫•密里班德称他们为“新修正主义者”,弗里德里希•詹姆逊则说他们是“第二代的修正主义者”,而诺尔曼•杰拉斯则在《新左派评论》专栏上与拉克劳和穆佛展开了激烈的“包含怨恨的”的辩论。拉克劳与穆佛随即发表《没有歉意的后马克思主义》(1987)作为答复。八十年代晚期更有一批左翼理论家纷纷撰文介入这场讨论,其中著名的有尼料斯•穆泽利斯、S•霍华德、M•拉斯丁、G•麦克伦南等。面对这些异议,拉克劳在《对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1990)中对他和穆佛的立场再度坚定地进行辩护。这一系列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后来被称作“拉克劳—穆佛事件”,这一事件之后90年代成了后马理论的增殖和高频关注时期。它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美学、历史、文化研究、文艺评论等领域迅速扩展开来。后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产物,也是为什么如今拉克劳的理论和哲学和其它后现代主义思潮一起,对文化和艺术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于民粹者的理论》2005


在国内也有不少理论学家把后马克思主义分为以下几个类型:一,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称为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思想领袖为德里达;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或称为文化阐述学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为代表;三,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后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哈贝马斯、塞麦克为代表;四,其他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如拉克劳穆佛的后马克思主义后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而这些不同类型的后马理论家们自然也在很多方面有不同的见解。拉克劳所致力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历了一个解构和建构的双重过程。在建构的维度上,拉克劳将话语理论带入一个增殖性的运用场域和空间。“后马克思主义把从语言学和符号学、哲学、文学、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这一系列领域中汲取的,既冗长又深奥难解的话语集中在一起了” .在这个综合性的新话语景观中,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索绪尔的漂浮不定的能指(free-flowing signifier)、拉康的缝合(suture)、福柯的离散规则(regularity in dispersion)、德里达的延异(difference)以一种近似中药方剂的配制方式掺合融会在一起,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原则——霸权接合实践(hegemonic articulation practice)。 

如今在右派势力不断盛行和当权的欧洲和国际形势下,我们似乎也更期待有一种更明确的声音在理论上为左派思想找到更具说服力的论点和论据。2000年拉克劳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和茱蒂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联合出版了《偶发性,霸权和普遍性:左派们的对话》(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Contemporary Dialogues on the Left)收录的正是三位理论学家从不同方面互相对应各自对于当代哲学的共识和分歧。他们从黑格尔对于当代理论界的遗产入手,讨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进入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辩论,左派对于全球化经济的策略,以及后结构主义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和社会批判理论等方面。在纪念一位逝去的理论学家的同时,我们自然不无遗憾地认识到在世界舞台上长期延续的这场辩论将会缺少一位有实力的发言者,或许他的长期伙伴和妻子,穆佛,可以继续他生前的研究。在此同时也让我们期待拉克劳早就在策划的即将出版的新书《社会的修辞基础》(The Rhetorical Foundation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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