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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灿灿谈“艾未未从《戴汉志:5000个名字》展览中撤展”:给纪念一个理由

2014-5-29 15:04| 发布者: 亓珊珊| 查看: 3930| 评论: 0|原作者: 崔灿灿

导读:策展人崔灿灿于5月28日晚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一篇文章《给纪念一个理由》,墙报编辑在征得其本人同意后,在此转发本文。



崔灿灿

给纪念一个理由

崔灿灿


作为“艾未未从《戴汉志:5000个名字》展览中撤展”的旁观者,澄清一些我所知道的基本事实,供大家参考。“艾未未撤展事件”已经在传媒有着广泛传播和报道,个人的选择和个体权利再次走向公共领域,它的公共属性应该被严肃的讨论。

艾未未撤展的决定,源由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在展览开幕前,以邮件发出的公共新闻稿中两处文字:

1、“。。。。。。他所创立的新阿姆斯特丹艺术咨询公司(NAAC)为中国艺术家、国际艺术收藏家和策展人建立了沟通平台;与人联合创立的中国艺术文件仓库(CAAW)则是国内最早的鼓励实验性艺术项目的空间之一;”

2、“作品参展“戴汉志:5000个名字”的艺术家和小组包括大尾象、苍鑫、陈劭雄、丁乙、段建宇、冯梦波、托马斯·福瑟、耿建翌、顾德新、海波、韩磊、洪浩、洪磊、李永斌、林一林、刘安平、刘鼎、刘野、罗永进、麦志雄、孟煌、新刻度、邱志杰、荣荣、施勇、孙凯、戴汉志、王世龙、王兴伟、王音、吴山专、徐宏民、徐坦、徐志伟、颜磊、余友涵、张恩利、张海儿、张培力、赵半狄、赵亮、赵少若、郑国谷、周铁海、朱发东和庄辉等。”

第一处文字中,在介绍中国艺术文件仓库(CAAW)的创始人时,没有将联合创始人艾未未和傅朗克的名字放入,只是以“人”作为替代;第二处,参展艺术家名单的排序按照姓氏拼音顺序进行,也没有艾未未的名字出现。艾未未有三件作品参展,他认为这是办展方有意回避他的名字出现,而并非“失误”。

艾未未在没有得到邀请的情形下,偶然出现在5月23号开幕式现场。他并没有看这个展览。离开后,艾未未看到上面两处文字,电话通知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他将撤出属于他的三件作品,以表明他认为的严重事态的态度和回应。之后,田霏宇的解释是,为了能展出艾未未的作品,只能隐去其名字,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原因。艾未未认为,名字所属的含义是艺术家作品的不可分割部分,否则其作品不具有完整性,故不应该邀请他参加展览。如果展览主办方就所处困境事先与作者做出沟通,艺术家仍有机会做出不同的决定。

稍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CEO薛梅与艾未未通话,希望艾未未仍可以将作品留下继续展览,并解释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面临的审核困境和她的种种担忧。艾未未均不予认同。

就撤展一事,艾未未在“Instagram”上公布了撤展过程的图片及文字:“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回顾我的友人、合作者戴汉志的展览中,篡改当代艺术历史史实,再次删除我作为汉志的朋友、合作者的名字。我将参展作品撤出,以表示对汉志的永久怀念,和对中国当代艺术怪像之鄙夷”。

5月25日,艾未未对展览策展支持张离、参展艺术家王兴伟、刘安平做视频采访,内容涉及被采访者与戴汉志的关系,对展览的看法,对艾撤展一事的看法....随后,刘安平邀请艾未未前去参加参展艺术家答谢田霏宇、玛丽安娜的晚餐聚会。在餐厅中,艾未未对菲和玛提出看法,再次表达自己的立场与态度,玛丽安娜和田霏宇均坦诚其以删除名字,换取展览的方法是不得已而为之,艾未未对此均不予认同。

5月26日,参展艺术家王兴伟在微信上发布给艾未未的一封公开信。

5月27日,参展艺术家赵少若、颜磊发布撤展声明。

5月28日,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发布对艾撤展事件的公开解释,“。。。在本次展览纸质和网络等所有版本的官方新闻稿和展厅内不同位置的观众导览信息中,均介绍到艾未未先生和戴汉志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携手创立了艺术文件仓库....”。此解释显然与致使艾未未做出撤展决定的,那份原始的新闻稿中所回避艾的文字不相符,也与馆方田菲宇、薛梅的种种解释相悖。在这份公开信中,并没有对参展艺术家名单中缺少艾未未的名字,做出任何解释。

(由于艾未未工作习惯的原因,艾未未处留有以上谈话和访谈的视频)

作为旁观者,我没有参与这个展览的任何一部分,以上事情发生时我在现场,这些事实如我所见。

作为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现场的积极参与者,我不认为这里所涉及的事情只是某些私人之间的行为,也不认为它只是小题大做可有可无的娱乐八卦。对这件事情的讨论,不应流俗停滞于小报娱乐化的猜测和起哄。谈论的基础应该是客观真实的,也是公开的,也应该将问题放在具体的事件里的是非曲直中去谈论,而不是将其空谈泛化、简单化。

展览基础和合作契约

一个展览,存在何种缘由,在未告知艺术家的情况下,都不应该在宣传和推广中将艺术家的名字删除或遮蔽,这是普遍的常识。在合作互利的协商机制下,维护双方的权益,告知和认同是基本义务的一部分,也是对艺术家的艺术自我决定权的确认。

在技术层面,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错过了协商和理解的最佳时机。如果,在新闻邮件发出前,与艾未未进行及时的说明和沟通,也许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或者,在艾未未撤展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第一时间公开说明其存在的困境,并发表对艾未未的歉意,事情仍会有转机和改变。但这两种方式,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都没有选择。直到5月28日,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发出了一封公开解释,文中并没有对艾未未的撤展缘由进行说明,回避了已发生的基本事实,也没有表示任何歉意,再次错误的处理了此次事件。

当展览方并未遵循这个物质和情感契约的时候,艾未未选择用撤展行为来确保其自由选择的权利,以强调契约的法则。在这个前提下,艾未未的行为并不存在对展览方的不尊重,他只是行使了个体对合作基本条件的权利重申。当作品被撤出之后,这个事件在传媒中的扩大,使得此事通过舆论进入公共领域,从而变为公共伦理和个体准则的探讨。

如何面对历史,如何面对现实?

戴汉志先生的去世与贡献,使我们在谈论这件事时,有一种情感上的障碍,往往认为对展览的质疑和批评会构成一种对逝者的不尊重。这种出于人性层面的考量,

作为个体情感没有问题,但也忽略了一个前提条件,逝者与他那个时代的关系是否被真实的呈现?当这种历史的真实性没被客观呈现时,个人情感和正义诉求是矛盾的相悖的,个人情感也不能被赋予正义之名。参展艺术家通过撤展行为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和坚持也是正当的,合情合理的,并不会构成对任何人的伤害。它是建立在“求真”“务实”基础上对逝者的尊重,对“逝者”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价值和意义的双重确认。任何一个逝去的人都应该在他所生活过的情境中被考量,这些考量的背景是对那个时代真实的还原和对还原的坚持。

做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展,不代表只能谈论其有利价值,显现它的成就和荣耀,忽略了其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历史呈现和研究以及传播的,是对当下现实的一种历史经验和有益营养。它所提供的是历史和现实的规律,历史结果是因何出现的、如何形成的。同样,对结果的定论也是在现实变化中不断改变的。

我相信,在90年代,一个荷兰人在中国的遭遇并不那么顺利,他很贫穷、身体也不好,也不善于社交。他会面对很多障碍以及愤怒、沮丧、无奈。一个展览如果只展示他解决困难后的成果,而不呈现困难本身,这种研究方法则是个人志的。个人史的研究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不仅全息全面的呈现了自己,也呈现了那个时代。它所带出的信息是关于那个历史时代的种种现实和困境,个体和时代的紧密联系和分裂关系,即关乎对戴汉志的个人情感,又超出这种情感。这是纪念戴汉志的真正核心的价值,但在这一点上,这个展览并没有做到。就像今天,我们可以去客观的评价曼德拉、杜尚或是萨达姆,源于各种对它们有利或不利的材料和事实。

纪念戴汉志的展览在今天发生,我们要追问,他面临的那个历史时代的困境在今天是否解决,是否依然如此?90年代的中国社会或艺术生态,到今天产生了什么变化?如果戴汉志活在今天,如果他和艾未未、傅朗克创立的艺术文件仓库仍在继续,会面临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吗?这是展览需要表达的问题,也是对戴汉志纪念之后需要面临的严肃思考。

无论面对历史,还是面对现实,我们仍要回到此次展览所发生的具体事情中,关于这些事件。一个不触及基本事实的判断,往往缺乏说服力和公信力。回避、躲闪、刻意的模糊某些问题,不说清问题和真相的结论,只能证明参与者态度上的不严谨和思想深度的匮乏。我们不能给出一个绝对的价值,但需要澄清基本的事实。

个体权利的参与、责任、立场

王兴伟在给艾未未的信中写到,参展艺术家名单上缺失的还包括赵亮、刘野、荣荣。这些艺术家做出任何选择,这都是由个人权利和个人伦理标准决定的,即便不做出选择,也不意味着艺术家放弃处理的权利。但,如果其它几位艺术家选择不表态、不撤展是否决定艾未未也应该不表态,不撤展?这种逻辑并不成立,如果承认个体权利,任何个体选择都是需要被承认的。它所针对的是那种不尊重个体的思维,例如“大家都没那样,你怎么能那样,凭什么那样?”。

这就引出一个“为什么那样”的问题,也会出现一个不同标准、价值观和公共秩序的问题。个人的选择在公共领域中发生时,会提供某种公共价值,而这个公共价值被提出后,又会被公共群体所分享。撤出展览并没有不尊重和伤害任何人,除非这个展览中存在一种必须被遵守的、不可被质疑和改变的唯一选择。如果有,这种唯一选择的道德和情感的压迫性就成了一种绑架,必然是破坏个体权利和自由准则的。艾未未、颜磊、赵少若撤展是自由选择,并且建立在具体的是非价值中的,而不是无中生有。这个前提很重要。

如果活着的人的名字没有出现,活着的人可以去伸张权利。但当去世的傅郎克的名字没有出现时,谁来伸张权利?参展艺术家对于傅朗克的个人情感又如何体现?如若,情感的体现只有参展一种形式,那么很多和戴汉志有情感的非艺术家对他的情感是否就不存在了?情感是无法被物质行为所衡量的,它更多的时候体现在具体问题中对是非曲直的判断。作为个体都有权利去批评艾未未,也可以厌恶艾未未的艺术和做法。但在对具体事件的分析上,把这种过于个人化的情绪和喜好,混进对此事是非的基本判断中,都显得有些缺乏理性和智性。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出于整个展览顺利进行的目的,去掉了艾未未名字。这个意图可以理解,也是现实的困境。但这种行为对艾未未是不公的,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体的利益和自由。这是中国常有的逻辑:只要集体顺利、值得,个体付出各种代价都是应该的,也是不能计较的。但,这种历史化的集体主义思维,往往会带来更大的纷争,因为许多人更愿意站在集体里,而不是成为那个被牺牲掉的个体。对个体权利和私人领域的强调,也是当代艺术对集体主义进行反思的基础。

作为旁观者,对艾未未撤展行为的关注和讨论,是否正当?是否有多管闲事和看热闹起哄之嫌疑?在互联网兴起之后,越发明显的公共化倾向,是难以回避的现实。任何一件私事在被传播后都会进入公共领域被探讨,这是话语和思想开放与多元的有效途径,对公共事件的自由表达是个体和社会建立联系的正当诉求。在“艾未未撤展”这个事件中,它所涉及的问题包括不同角色的政治、艺术、道德、伦理以及制度的探讨,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现状的细微呈现。关注并表达出自己的看法,是艺术从业者对艺术公共性事物的参与和改变,个体权利在参与后,不同立场所共同完成的,是此次事件所引发的对公共价值的塑造与建立。

对思维、行为习性的反思

所有人都不具备先天或必然的道德优势和伦理优势,对一个人的判断往往来源于在具体事件中的分析和认识。

习惯性的不计较和不冲突,是中国当代艺术现场中一直存在的意识与方法。在行为准则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方式也是惯有的逻辑。在绝大多数时候,艺术从业者很善于在衡量利益的安全后进行表态,也知道在什么时候沉默,什么时间选择性失明。在中国当代艺术生态,或所谓的“江湖”中,有一套特定的生存法则,聪明、老练的躲过可能出现的矛盾与争执。

在现实中,处在种种冲突中的艺术家和机构,面对种种审核和禁忌所做出的退让和妥协,都是可以理解的。艾未未应该比更多艺术家明白其中的问题和来由,但对于退让和妥协的美化,参展艺术家和艺术机构在这件事情上的躲闪与回避,艾未未是难以接受的。对于历史,当这些基本事实和发生被否认时,每个个体所涉及的事实部分仍需要艰难的努力,才能还原一些历史的基本现状。

在中国当代艺术现场中,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人,仍处在对事实的认可还是虚构的选择上,缺乏现代主义的逻辑和基本原则。这种选择在衡量由于可能付出的伤害后,变化为对事实追求的放弃,历史就被虚构出来。在现实背景中,大多数历史是被曲解的历史,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之间的关系在习性中被无意识的忽视,而这些记忆却是个人在历史中仅有的生存和生活过的依据。虽然,艾未未对这件事所采取的各种方法和举动,在很多人看来是不认可的、奇怪的、个人利益化的。但他所坚持的利益和原则,则是对他所涉及的事实部分的基本还原。

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持沉默。但,如果个体在事实问题上不断的坚持原则,它将不仅是个体的选择,也是对每个艺术家有益的,对中国从不存在的文化处境有益的。

1999年,戴汉志和艾未未、傅朗克在中国创立了这家画廊,它第一个入选瑞士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艺术文件仓库做过许多在今天赫赫有名的艺术家的展览。在此之前,戴汉志创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艺术咨询公司,艾未未在策划编辑黑白灰三本书,傅朗克参与创始了中国当代艺术基金。2011年在艾未未的“税案”结束后,傅朗克去世,艺术文件仓库举办了最后一个展览,毛同强的《我有一个梦想》。

注:我和艾未未在“税案”后成为朋友。

2014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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