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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自由的种子——纪念朱德群

2014-5-28 11:08| 发布者: 墙报| 查看: 860| 评论: 0|原作者: 文/肖峰|来自: 艺术时代

本文发表在《艺术时代》杂志第37期

肖峰和朱德群合影


与朱德群先生相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83年,当时我尚在上海画院工作, 朱先生到大陆旅游得以初次相见。87年我赴法国访问,有幸第一次去朱先生家作客,以后若干年,我与朱先生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多次会面,最令人难忘的是93年与95年为吕霞光先生的文物捐献及中法文化交流,两次到巴黎,又得以到德群老师家中做客。此时朱先生已搬进新居,位于巴黎近郊塞纳河畔的维蒂市。画室是由著名建筑师多明尼克, 雕塑家费候为他们设计的。建筑造型优美,宽敞而明亮,是一座十分理想的画室。室外园林优美,颇具东方特色,令人耳目一新。画室内充满了喜悦与阳光,宽敞的画室布满了新作,几乎全在三、四米以上。朱先生重点地选择了几幅,为我们介绍他的创作构思与体会。每次造访,朱夫人景昭都会亲自下厨,为我们烧拿手好菜。我们的谈话总是离不开对过去的追溯和对于创作的探讨。

朱先生深情地回忆自己在艺专的情景,他说:“进艺专的时候,才15岁。那时吴冠中已16岁了,但因我个子高大,显得一副成熟的样子,别人看来仿佛是20多岁的老大哥,谁能想到我的年龄比吴冠中还小。我走路总是四平八稳,说话慢条斯理。平时不大爱活动,当时艺专有各种各样的课外团体,诸如演剧组、文艺组、国乐组、木刻组、篮球组等,哪个组也没有参加,把课余时间全用到钻研国画和书法上。因为我自幼在家父的熏陶下,临摹过不少书法碑帖,耳濡目染,也就培养了喜爱书画的天性。当时国立艺专绘画系是中国画、西洋画兼学,主课是西画,国画的课时很少。我白天画素描,晚上就画国画和练习书法。这样的学习安排,在当时的同学中是极少的。像赵无极他们多数同学都是一心扑在西画上,对国画只是应付一下。提起赵无极还有一段趣事,他比我小一岁,他进艺专时才14岁,他曾因比较顽皮,逃避军训,在国画期中考试的试卷上涂一个大墨团!国画教授潘天寿看了大发雷霆,给了个0分,他差一点被开除。好在校长林风眠和吴大羽慧眼识珠,竭力担保,不然的话他免不了要受退学的处分。在学校,我与吴冠中的关系特别好,说起来,他加入美术家的行列,还是受到我的影响呢。记得1936年,杭州艺专的学生在夏天里要参加一个月的学生军训。在军训中,我遇上浙大学机电的吴冠中,交往就开始了。我带着冠中到艺专参观我们这个班的素描和高年级的油画作业。没有料到,吴冠中对绘画就入了迷。他不顾家庭反对,宁愿降级,也要投考艺专。他考入艺专后,我们俩变成了莫逆之交,每天傍晚后,人们总能看到我们二人一高一矮在西湖白堤踯躅的身影。我的家紧靠江苏徐州的萧县,属于北方人身材高大;吴冠中家在江南宜兴,身材矮小。我俩一高一矮,被同学们戏称为“劳莱哈代”。我与冠中交谈时,要低下头去,而冠中则要仰着脸听,颇有点漫画情趣!我们常说人与人的友情是一种缘分,况且我们俩这份友情一直保持到今天,亲如手足。”

朱德群作品


而后朱先生将话题转向吴大羽先生身上,他认为对其影响最大的是当时绘画系主任、恩师吴大羽先生。他说大羽先生上课时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清晰地留在自己的记忆中:大黑边的近视眼镜、灰黑插肩斗篷、瘦小的裤脚,走在教室的地板上发出咚咚的脚步声……吴大羽是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型画家,对学生热情洋溢,十分亲切,耳提面命,极尽鼓励之能事,对学生寄予极大的希望。在老师的鼓励下,朱德群不断的努力,受益良多。吴大羽先生治学态度严谨,有一次他发现朱德群的画面有取巧的表现,便对他说:“作画要忠实诚恳,不要卖弄小聪明、出风头,在校几年的学习能画一张完整可看的画就够了。”这一番话竟成为朱德群不懈努力学习和工作的座右铭,对他得一生都起到了警示的作用。在之后的近60年的绘画生涯里,朱德群一直在追求老师的“画一张完整的作品”的境界。

我告诉朱先生,文革中我们也曾遭受到残酷地迫害,可算是九死一生。最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得以避居到上海画院工作,(上海画院是原上海中国画院,上海油雕室,上海美术馆合并的单位)有幸与一批艺术界的前辈们(林风眠、刘海粟、朱妃瞻、唐云、王个移、陸伊少、谢稚柳、陈佩狄、程十发、张大壮、关良、来楚生、吴大羽、张充仁、周碧初、俞云阶)同在一处。吴大羽先生为人正直,刚正不阿。他在批斗会公开说“孔老夫子是圣人,不能眨称孔老二。”因为他的公开对抗,成为当时上海文艺界批判的重点,受辱不浅。在“四人帮”粉碎后,我与张充仁先生等主持画院油画雕塑创作室的工作,多次登门看望吴老先生,上下奔走,总算为吴大羽先生的政策落实,尽了些微薄之力。

关于学术理念,我曾询问他为什么要从具象转向抽象?朱先生精神焕发地说:“我从进杭州艺专直到出国,有二十年具象创作经验,从1956年开始,才渐渐转向抽象表现。一个画家的画风与其个性有直接的关系,有的画家富于感情,有的则偏重理智,我是个容易冲动,重感情的人,我的画也是感性的。出国前我曾在印刷品上见过很多印象派和野兽派的作品,受到了塞尚、德兰和马蒂斯等野兽派画家的启发。到巴黎后第二年是1956年,5月我在巴黎市立现代艺术博物馆参观了德·斯塔埃尔的回顾展,受到了相当大的震撼和启示。他的绘画自由奔放,充满表现力,展示了我所梦寐以求的“自由”方向。我想到抽象画不受形象的约束,接近中国绘画重意不重形的观念,如范宽所说的“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于物,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于心”。

朱先生回想起国立艺专时一次在抗战中的逃难经历。那是1937年冬天,学校仓皇地离开了杭州,他和吴冠中与全校师生乘着木船逃避到诸暨县乡下,不久,又迁向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府。由于路上遇到土匪袭击,再迁到天主教堂时,都睡的地铺。学生们断了经济来源,伙食费也交不起,我和吴冠中、彦涵3人,就在天主教堂的门洞里的一个角落煮稀饭,艰难度日。再后来又转到了湘西,时有日机空袭的警报,同学们又纷纷散到山坳里去躲藏;沅陵之后,艺专迁到贵阳,再搬往昆明,最后到达重庆,十迁其址;路途中百姓扶老携幼,时有冻饿而死之灾民,惨状目不忍睹。

在贵阳,吴冠中在文章里对大轰炸那惨烈之状也是记忆犹新:每逢空袭警报,艺专学生们已习惯于出城画速写。只见天空一群贴着红药标志的日本飞贼肆无忌惮地飞来投弹。炸弹如一阵黑色的冰雹下降,接着是一片震天动地的巨响。被炸倒塌的建筑飞起满城大小的碎块,一片火海!死神魔掌覆盖了的整个山城,辨别不出大街小巷和艺专所住的天主堂的位置。等傍晚警报解除,满目都是尸体和伤员。还有大腿挂在歪斜的木桩子上,皮肉焦黄,露着骨头。烟尘、火焰在燃烧,烤得人难以忍受。余弹着火后仍在爆炸,看前后人踪已绝,只剩他一个了。大轰炸迫使艺专尽速迁往昆明,有几位勇敢的艺专学生,如后来是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李霖灿、夏朋等,是徒步入滇的!其艰难是人间罕见的。这些凌乱破碎的回忆把我们带到那个年代,回到现实,这代人,早早离开祖国来到异国他乡,负载的是对过去的沉重回忆。 几十年后,这位当年的‘大学生画家’朱德群让人看到了非常具有个性的抽象绘画。法兰西学院的让·皮埃尔·昂格米断言,这些绘画一定与个人和民族的精神体验有关。“在我眼前出现的正是那些景色,它们属于一个正在喷薄而出的宇宙,四分五裂,雄浑地折射出浓烈的黑色、炽热的红色。越过那不可遏制的由内向外的喷射引起的、令人惊叹的失衡,便能猜想到那些属于我们自身的天地,一个我们在此出生、更为熟悉的世界。”

或许,让·皮埃尔·昂格米是把艺术与社会、历史与现实做了简单的嫁接,但他说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正是因为颠沛的民族苦难和与之相关的切肤之痛的体验,日积月累地沉淀着,朱德群的抽象画中才有可能有那种强烈的内在力量的喷发,以及对于宇宙间丰盛情感的透彻感悟。在他的心里,无论是人生观还是艺术观,早就埋下了希望冲破压抑、获得自由的种子。这些种子在朱德群的抽象绘画里蓬蓬勃勃地生长开花了。所以朱德群的人生也是对于自由的种子的永久探求!

注:当年看望朱德群先生,曾由我院外办主任宋学善陪同,他早已离开人世。当时使用的破旧录音机,因年久而难以辨音。近见邢晓舟先生《朱德群容客问》一文所谈内容,与当年我们的访谈,如出一辙,故引用之,同时参阅了郑朝同志《梦绕钱扩》等文的一些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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